约瑟夫•普利策是美国新闻史上一个有着争议、但却起着分水岭作用的重要人物，其对美国新闻业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正如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和南希•L•罗伯茨所说的那样：“约瑟夫•普利策是曾经帮助建设战后新美国的众多移民中的一员。在建设新美国的事业中，他有贡献、也有收获：他创办的两家大报使他获得了美国当代第一流主编的声誉。”他坚持报纸的社会责任理念以及力图把新闻业引向专业化道路的努力都足以使他成为美国新式新闻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作为一家拥有一流编辑部和复杂机构的现代化大报的创办人，无可争议的得到社会的承认......但仅此一项还不足以使他在同行中赢得最能干、最值得尊敬的美国主编的声誉。
他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一份报纸的作用，特别是对发挥社论的领导作用所抱有的崇高理念，以及使这种理念在他所办的报纸中辅助实现的方法。”此外，他还捐款创建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以培养新闻专业人才，由他设立的普利策新闻奖也是当今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但是，作为置身于19世纪美国党派新闻业向20世纪商业职业新闻业转型的大环境下的普利策，也没能逃脱与他同时代的其他新闻业者的一般特征：大量刊登人情味新闻和煽情新闻乃至黄色新闻以吸引读者，获取利润。贬低者甚至还认为他是黄色新闻的始作俑者，给他冠以“黄色新闻之父”的称号。
纵观普利策的新闻生涯确实了充满矛盾色彩，他一生都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摇摆不定，试图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他的新闻实践有时忠实地履行了他的新闻思想，有时又不得不向现实妥协，违背自己的初衷。美国学者不莱耶和莫特将普利策归于两重性格，并说正和约翰•萨金特为其所作的著名油画所令人联想到的那样：“半边脸是温文尔雅的学者，半边脸是肌肉抽搐的魔鬼。”
一 普利策新闻思想与实践背离的表现
（一） 理想价值与现实利益的冲突
普利策的新闻理想与实践的背离最集中和最尖锐地体现他的理想价值与现实利益的冲突上。
19世纪末至20世纪，作为美国报界最有社会责任理念、最受人尊敬的报人——普利策是当之无愧的。他一生都在为提倡和实现社会改革而疾呼、奔走、奋斗。他的远大的新闻理想是：报纸要承担起社会责任。他在创办自已的第一份报纸——《圣路易斯快邮报》时就体现了这一点。他在报纸头版刊出了办报宗旨：“本报不为党派服务，而为人民服务；不是共和党的喉舌，而是真理的喉舌；不追随人和主张，只遵循自己的结论；不支持‘行政当局'，而是批评它；......”
譬如还在圣路易斯《邮讯报》时，普利策因刊登的一篇与税收有关的文章，揭发了那些逃税大户，而使报纸广告损失巨大，但是他向恶势力挑战的决心并未动摇。因为他是在替公众说话，替社会正义而言。普利策一生中最痛恨的就是政治的腐败。他曾在《邮讯报》上撰稿说：“什么是我们政治生活最大的破坏者？当然是腐败。为什么会造成腐败呢？自然是贪财。谁又是贪财最大的唆使者？......金钱是今日世界最大的诱惑力。有人为它出卖了灵魂，有人为它出卖了肉体，更有人把钱看成万能......”
1883年，当他攒足了足够的资本而向纽约市场进军时，他在《世界报》创刊时发表了这样的的宣言：“在我们这个日益繁荣的大城市里，需要这样一种日报。这份报纸不仅售价低廉，而且内容丰富；不仅内容丰富，篇幅浩大，而且充分发扬民主，真正致力于人民的事业，而不为有钱有势者谋利益。它将多登新世界的报道，少登旧世界的报道。它将揭露一切诡骗和无耻，抨击一切社会罪恶和弊端。它将以真挚诚恳的态度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宣言中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普利策努力将他的这种新闻理想付诸实践。他不满足于报道表面新闻。他要求它的编辑部“除非把一件事的真相弄个水落石出，否则绝不放过它。连载！连载！连续到真正弄清问题” 。这就是报纸为公众利益而鼓吹坚决的讨伐。在这方面，由于普利策的亲自出马和柯克里尔在写作与排板方面的技巧而大为增色。无赖政客、有钱的偷税者、受警察保护的赌博集团及营私舞弊的公共事业单位都是他们主要的批评对象。
在纽约的《世界报》的头两年，代表移民、穷人和工人阶级利益的改革运动如火如荼，特别是移民女性在服装厂的血汗车间里受到的非人待遇、缺少就学机会、不公平的税收负担，都成了他的新闻题材。1883年7月，纽约许多人口拥挤的贫民窟遭到热量的袭击，死了不少人，《世界报》发现，在前一周报道的716名死亡者中，有392人是5岁以下的儿童，记者赶赴现场进行了采访。制作了：“孩子是怎样被烤死的”和“小棺材成排”等标题，引起当局的震惊与关注。在后来几十年中，见诸《世界报》的大多是讲述移民社会的宗教聚会、针对移民的暴力、工厂里拥挤不堪的状况和政治机构中的偏见等。《世界报》还报道了费利克斯•阿德勒（Felix Adler）教授为帮助穷人所作的努力，并推动廉租房改革运动。除此之外，《世界报》还提出为改革社会不公问题的“十大纲领”：征收奢侈品税；征收遗产税；征收巨额收入税；征收垄断企业税；向特权公司征税；制定关税税则；改革文官制度；惩办贪官污吏；惩办买卖选票者；惩办在选区中压制雇员的雇主。
更著名的，是1907年普利策在他更加成熟的时候，也就是他的事业将要告终的时候写下的名言。那些话已作为《邮讯报》的办报纲领，刊登在社论版上：
“我知道我的退休不会影响办报的基本原则。报纸将永远为争取进步和改革而战斗，绝不容忍不义与腐败；永远反对一切党派的煽动宣传，绝不从属于任何党派；永远反对特权阶级和公众的掠夺者，绝不丧失对穷苦人的同情；永远致力于公共福利，决不满足于仅仅刊登新闻；永远保持严格的独立性，绝不害怕同坏事做斗争，不管这些事是掠夺成性的豪门权贵所为，还是贪婪的穷人之举。”
然而，与普利策揭露社会弊病、提倡社会改革的社会责任理想的高尚目标格格不入的是：为了吸引读者，赢得最大利益，他不惜大量刊登犯罪新闻、煽情新闻。尤其是在后来与赫斯特的疯狂竞争中，普利策将煽情主义的手法运用到了极致。
因为他知道他的读者需要什么，有什么特征。1870年以后，美国统一，经济革命带来机械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数百上千万移民进入美国，在这些外来移民中大多又是确知少识，几乎没有阅读能力的人群。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为了吸引他们，提高报纸的发行量，普利策大量地使用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煽情主义手法，以此去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而当他处于困境财源枯竭时，煽情主义又成为他拼命挣扎，以求生存的手段。这就使得将“准确、准确、再准确”作为《世界报》的座右铭，强调“准确性对报纸来说犹如贞操对妇女一样重要”的普利策，在实践中很难做到非常准确、客观地报道新闻。甚至更为严重的是，《世界报》在对古巴的报道中，与赫斯特的《新闻报》一起严重歪曲事实，捏造了大量的假报道；在如何对待西班牙问题上，与《新闻报》一起煽动美国发动对西班牙的战争。
诚如埃默里和罗伯茨所说：“然而，普利策在圣路易斯头几年的工作是有严重缺陷的。柯克里尔给他带来了不好的名声，因为他喜欢采用关于谋杀事件、犯罪行为和两性问题的消息，还喜欢用煽情的手法描写殴打、私刑和暴死等类新闻。”但是这种缺陷仅仅是柯克里尔带来的吗？显然不是，他们接下来评论道：“普利策发现，这些事实有很多是符合他所说的新闻‘要容易引起人们谈论'这一定义的。他们喜欢以‘圣路易斯的显赫人物'、‘奸夫淫妇'、‘爱上厨子'、‘牧师图德先生酗酒吗？'等为标题，刊登圣路易斯统治集团中‘名门望族'的流言蜚语。在这些和其他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夸大之词、半真半假之言、捉弄人的笑话。”
也正因为普利策采用这些手法，使他赚取了巨大的商业利润，获得一笔在他临终时估价为2000万美元的资产。
（二） 高尚与庸俗的并存——社论版与新闻版的貌合神离
普利策的新闻理想与实践的背离也体现在《世界报》的社论版和新闻版上。普利策一方面利用充满犯罪和灾难性新闻的新闻版来吸引读者，扩大发行量，追逐更大的商业利润。另一方面，他又靠高质量的社论版来实现自己远大的新闻理想。“普利策对批评家的回答是，人情味报道和煽情故事是争得高发行量所必需的。他认为，在发行量扩大之后，可以通过吸引读者关注社论栏和公共事务的新闻报道，来营造健康的公众舆论。”
1883年5月11日，当第一张新《世界报》印出来时，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许多报社的编辑看了都大摇其头，认为这种报纸在纽约是行不通的。它的首版头条是措辞激昂、鼓舞人心的、要担负起社会责任的社论宣言：“它将揭露一切诡骗和无耻，抨击一切社会罪恶和弊端。它将以真挚诚恳的态度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它每星期都发表由普利策亲手写的社论。社论说出了劳动者的心声，对纽约的富人显贵发出猛烈的抨击。但就在《世界报》这言语昂扬慷慨激烈的同时，它的新闻版头条便是关于新泽西州发生造成百万美元损失的风暴的报道。另一些头版文章报道了对一名判了刑的杀人凶犯的访问记，华尔街的一名跳楼自杀者，匹兹堡的一次绞刑，海底的暴动，以及一名被冤屈的女仆的悲惨状况。于是在第二天，《世界报》便成了纽约市民街谈巷议的话题。此后煽情新闻报道在《世界报》大行其道。“暴风过后死人无数”，“尖叫饶命”，“小洛塔的情人”，“血的洗礼”，“一位知名市民死在情人的怀抱里”，“惊人的暴露”，“一对通奸的夫妇”等等标题，性、冲突和犯罪也成了常见题材。这正合乎普利策虽然深知柯克里尔的煽情手法，但却仍然相当欣赏他这一点。因为他知道“这些事实有很多是符合他所说的新闻‘要容易引起人们谈论'这一定义的。”
为了更大地吸引读者，《世界报》还雇佣内利•布莱（Nelie Bly）作72天环球旅行。内利•布莱是女记者伊丽莎白•科克兰的笔名，她曾以招引男性无赖、然后写文章加以揭露，或伪装精神病患者混入纽约的精神病院采访消息。当内利乘船、乘火车、乘马、坐舢板周游世界各地时，《世界报》举办猜谜比赛，吸引了将近100万人参加此项活动。最终内利以72天完成周游世界旅行，在举国上下一片欢呼声中，乘坐旗帜飘扬的专车从旧金山回到了纽约。
《世界报》初期由于柯克里尔的主编地位，使得他能大刀阔斧地进行他的最拿手的煽情新闻，报纸的销量也因此直线攀升。普利策的煽情手法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遭到了当时一些同行们的谩骂。比如1898年，纽约报纸中始终一贯地反对黄色新闻，反对迫使西班牙离开古巴的戈德金的《晚邮报》，就对赫斯特和普利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在任何一个基督教国家中，一家黄色报馆在气氛上大概是最像地狱的了。因为没有一个地方能比黄色报馆更适宜把一个青年训练成永远遭人唾骂的人”《生活》杂志上一篇评论文章这样写道：“这份报纸具有双重性，既爱国圣洁又卑鄙无耻；论事实，不符合办报原则，而它的社论版却无与伦比。这里是民智的劝告，而那里是荒诞无稽，第一版是良言，而第六版是恶语；保险与冒进同施，给予读者忠告和垃圾。”
类似的情形还出现在《世界报》与《星期日世界报》、《世界晚报》之间。普利策主要利用《世界报》来实践自己的新闻理想，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不断利用《世界报》来为公众和改革服务。而《星期日世界报》和《世界晚报》却纯粹成为他赚钱的工具。《世界晚报》是一份只卖一分钱的报纸，普利策为了利用它向《太阳报》的达纳报仇，将其变为“一个坦率而富有刺激的叫卖商”。《星期日世界报》则经常报道一些在宗教生活中人类所做出的牺牲、新奇的谋杀案、轻松的生活方式以及海洋里同类相食的鱼类等新闻。
可以这样说，社论版是宣达普利策要求改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阵地，是他办报的灵魂所在，而且普利策也毕其一生之精力去努力实现这一点，这正是普利策之所以受到世人尊敬的最主要原因；而新闻版的煽情新闻则是他为保持这一言论阵地能在竞争惨烈的报业市场站住脚根的手段和方法。我想也正因为此，所以埃默里和南希才会把他作为美国“新式新闻业”这一章的开山之篇来写；也正因为此，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败下阵来的《世界报》被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团收购时，埃默里和南希才会十分惋惜地喟叹：“《世界报》晨报——普利策新闻天才的象征——就此寿终正寝。几乎每一个报人都感到，他们这一行已经失去了某种特别可贵和不可替代的东西。”
但是，作为公众耳目、大众喉舌的社会“公器”，新闻媒介在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的新闻理想上，和作为资本主义商业利益的牟利企业上，似乎自古以来都是水火难两容的。而普利策想调和二者，希望能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支点，其“貌合神离”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当作为“高尚”的道德理想与“庸俗”的现实物质利益发生冲突时，取胜的往往会是物质的一方。我国不是有句古语叫做“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么？但是在取与舍之间还是能体现一个人的高尚或者卑微来。相对普利策同时代的为了金钱而不顾道义与公德的一些同行们来说，普利策是高尚者。
（三）“傲慢”与“偏见”——超然独立与党派偏见的背离
普利策时期已不同于18世纪60年代出现的政党报纸时期，标榜“中立”、“客观”从19世纪30年代初本杰明•戴创办的第一份便士报《太阳报》开始，就似乎成为一种时髦。政党报纸由于党派利益而互相攻讦、党同伐异以至道德沦丧而终为人人所唾弃。当然，政党报纸并不因为便士报的出现而消亡，相反，在1844年，还有报纸发言称“中立是变态”。直到1870年代以后，才真正终结了政党报纸。
1880——1890年代是美国工业化城市化时代，是美国历史和思想的分水岭。前一个美国主要是农业国家，只关注国内事务，在理智上遵守17、18世纪承袭下来的政治、经济和道德原则；而另一个美国则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它同世界的政治、经济等密切相关，而且在社会组织、人口、经济和技术等各方面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新闻业如同所有行业一样，参与并受这一过程的影响。政党报纸失去了它绝对的优势。
1878年，普利策创办《邮讯报》时的办报方针就声明：“《邮讯报》不为党派服务，而为人们服务；不是共和党的喉舌，而是真理的喉；不追随任何主张，只遵循自己的结论；不支持‘行政当局'，而是批评它；反对一切骗局，不管发生于何处，也不管他是何种性质的；提倡原则和思想，不提倡偏见和党派性。”
1883年5月1日，普利策在《世界报》第一期上写道：“这样一份不仅便宜而且生动的、不仅生动而且巨大的、不仅巨大而且又是真正民主的、献身于人民事业的报纸，在这个成长中的大城市，有着充分的发展空间。”
从某种程度上讲，普利策确实做到了与政党报纸不同的最根本的一点，那就是报业经济的完全独立。他所创办的《邮讯报》、《世界报》以及后来的《星期日世界报》、《世界晚报》等报纸的资金，都完全是由自己的辛勤劳作所得，从不依靠哪个党派的资助或变相的支持。而且他也始终如一地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不做党派的喉舌、不追随任何主张”。这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报人来说，确实难能可贵。这既由他自己的办报理想所决定，同时也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政党报纸因党派利益党同伐异道德沦丧而逐渐在历史舞台上褪去，“中立”、“无党派”和“客观”就成了受人欢迎的字眼。要想使自己的新闻理想得以实现就必须抓住公众的视线，就必须有不同于党派报纸的互相攻讦和谩骂。“如果`把《世界报》销量的增加仅仅归因于煽情主义，那就错了。有人只看到《世界报》聪明的推销方法和内容轻松的一面，他们没有看到——或者忽略了——《世界报》的新闻报道稳打稳扎的特点以及社论版的高质量。”
尽管如此，普利策还是没能摆脱自身的阶级性，也就是说，在他对党派作出“傲慢”的姿态时，“偏见”也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出来。他根本就无法做到所谓的“超阶级”的“中立”和“客观”。何况普利策还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人，他手下的报纸也一直与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还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而积极鼓和呼呢。
譬如，1884年的总统选举，普利策就支持纽约市市长、民主党候选人格洛弗•克利夫兰，而反对共和党保守派候选人詹姆斯•B•布莱恩当选总统。普利策本人当年曾被选为国会议员，但不久就放弃了议员生涯。
有了这样的政治立场，要完全体人民大众说话有时也就不免有些力不从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对待古巴问题和西班牙问题上，与保守的赫斯特站在了一起，鼓吹并发动了美西战争。
其实普利策很早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十八岁就参加了纽约林肯第一骑兵团，后任苏兹的《西部邮报》驻杰斐逊城的特派记者，他到首府从事政治采访的第一个月中，就已闯入议会的政治核心。1869年12月，普利策通过竞选，当选州议员，这一年他才二十二岁。后来又先后担任过自由主义运动组织秘书、圣路易斯的警察长、国会议员等职务。他承认：“我热衷于政治......也许是太过分了，以致不考虑到个人的享乐。”
虽然普利策知道自己以一个外来的犹太人移民的身份，无法跻身于最上层的美国政界，但他始终没有泯灭自己的政治热情。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永远当不了总统，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不过，有一天，我要自己挑选一位总统。”他一直将报纸作为帮助自己支持的政治人物竞选总统的工具，以间接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频繁地使用煽情主义手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借扩大发行量来拉拢更多的选票：“如果没有人看，你可以写下最崇高的哲学思想，但是如果没有人来读它，那有什么用处？你应该先发行几百万份报纸，那么在关键时刻，你就可以左右读者的愿望和选票。”
虽然普利策的报纸名义上属于民主党，但在很多时候也对民主党进行猛烈的抨击。不过这并不表明普利策摆脱了党派偏见，他对政治人物的报道往往夹杂着强烈的个人情感，缺乏客观公正的立场。他的报纸在竞选中不遗余力地对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进行大肆的吹捧，而对自己反对的政界人士则进行尖锐的讽刺、无情的攻击乃至谩骂。
普利策一再指示他的编辑们一定要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来都对待政治家，可是由于他对罗斯福有成见，他在《世界报》上毫无顾忌地发泄自己对罗斯福的不满：“年轻的罗斯福先生是一个改革骗子，一个玩偶式的政治家。只要他的上司在他的弹簧脑袋上轻轻一按，他就缩了回去。”
在这里我们还能找到如他在《邮讯报》创刊宗旨上所说的那些令人激昂热血沸腾的话的踪影么？
二 思想与实践背离的原因探析
（一）新闻事业本身的性质决定了背离的必然
所以说是必然，那是因为不管外界条件如何改变，都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不管是处在商业层面还是处在政治的阶级层面。因为新闻事业它的诞生就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不断增长的社会信息的需求，也就是说，他最初的诞生是应人民大众的要求的，是为大众服务的。当然，像远古形态的报纸是算不上严格意义的新闻业的。譬如我国清以前的官方邸报。较为完备的新闻业最初是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由于新闻业的迅速及时性以及广布性，统治集团便利用或严加管制新闻业。这就产生作为公众实现知情权的新闻媒介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不断壮大，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胜利，打破了传统的封建的统治；但新闻业又马上遇到一个新的矛盾，即作为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介和作为资本主义商业利益的企业的矛盾。所以，新闻业这个自身本来还算纯洁的事物，当它置身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就产生了连它自己也无法预料到的结果。
普利策置身于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的美国社会，他也不可避免的要面对这些他的同行们都遇到的事。 20世纪美国由农业国走向工业国，其变化是物质的、经济的、心理的、道德的，宗教走向世俗化。这种基督教世俗化的现象是美国气质在新时代的合乎情理的表现。它反映了对个人主义重视程度的减弱，社会责任意识的日趋加强。而报纸工业，在世纪转折时期像大部分其他的大商业一样，是“扒粪者”（muckrakers即新闻记者）批评的主要目标。辛克莱描述了那个时代报业的令人沮丧的现状，报纸不再对国家的原则问题、对社会改革、对国家的传统感兴趣，而只对赚钱感兴趣——“为威士忌、糖果和肥皂广告竞争”。他说，报业不代表公共利益，而只代表私人利益，不代表慈善，只代表财产。他们尊重他不是因为他伟大、善良或聪明，而是因为他有钱。欧文在《科里尔》杂志写了315期系列文章指责美国新闻业寻找真理受阻于贪婪的出版商，他抱怨权力已转移到董事局。报业与企业已很难两分了。 但是还有一种观念，那就是报纸要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观念仍然存在。一部分有责任的新闻业者或学者一直追求一种制度化的方法，以提升新闻行业的地位，这其中普利策就是当时美国报业最富社会责任感的著名报人之一。
但是，作为商业化的私营媒体在经营上似乎与一般的大工厂没什么分别。赚取最大的商业利润是所有业主的最大愿望，然而新闻业又不完全是商业企业；他要担负起社会道义的责任，要为公共的利益服务。显然，矛盾是无时不在的。正如施拉姆所言：“新闻事业是一种双重性格的事业。站在为公众提供普及教育的立场来说，大众传播是一个学校，但是，站在为投资者赚钱的目的而言，大众传播媒介是一个企业，任何传播媒介的负责人，受这种双重性格的影响，一方面要尽校长之职，另一方面要尽经理之职，这两种职务有很多时候是互相矛盾的。”
老板与报人的双重身份使普利策也同样无法逃避这种矛盾。他试图调和这种矛盾，但始终无法将二者很好地统一起来。他的煽情主义手法为他的报纸赢得了广大的读者。《世界报》在1883年普利策买下之前，发行量只有一万五千份。经过他的经营之后，1886年《世界报》每天平均印刷达十七万份，《星期日世界报》销量达二十三万份，成为同行中的翘楚。
与他在经营上获得巨大成功不相协调的是，他的新闻理想的实现程度就不免让人担忧。大量的黄色新闻对当时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对人们的价值观以及对媒体的认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所以，从长远来看，普利策的煽情主义手法还是弊大于利，得不偿失。
（二）作为“故事”理念取向的报业运营方法决定了背离的不可避免
可以这样说，担负社会责任的理念是普利策的办报宗旨，作为“故事”理念取向的则是他对报业运营或者叫“方法”上的理念。一般认为普利策新闻思想与实践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社会责任与商业利益上的矛盾，但我觉得商业利益不足以成为他的煽情新闻的主要原因。
以“故事”理念为取向是与以“信息”理念为取向相对而言的。这两种取向，也分别叫“作为娱乐的新闻业（Jounalisim as Entermnent）”和“作为传递信息的新闻业（Jounalisim as Information）”。这就是从19世纪党派新闻业向20世纪商业职业新闻业的转型过程中，为后来的新闻职业化和商业化冲突所埋下的“伏笔”。以“故事”理念为取向的特征，就是追求新闻的趣味性、追求娱乐效果，典型的代表有：普利策的《世界报》、《星期日世界报》，以及赫斯特的《新闻报》等系列报纸；以“信息”理念为取向的特征，就是追求新闻的信息性、追求新闻事实为目标，典型的代表，如在普利策之后的奥克斯的《纽约时报》。
普利策可谓是把报纸看作是社会改良的工具，但却报纸的经营看作是要以“故事”理念为取向的手段，刊登能够让读者娱乐的新闻。也可以说，社论是它的宗旨，而“作为娱乐的新闻业”是它的经营方式。
用埃默里和希南的话说，就是：“他（普利策）清楚地认识到它的潜在的读者群的特点。19世纪80年代，纽约市的人口增加了50%。普利策努力吸引新市民对他的报纸的注意。当时，在纽约市内，每5个人中就有4人不是本人是外国出生的，就是父母是外国出生的。普利策甚为移民，对这一事实非常敏感。而且他了解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知道他的读者既希望得到娱乐，又希望报纸起到有效的和进步的领导作用。因此，他的《世界报》以生动的方式报道重大新闻，以满足变化中的社会需要，并以煽情主义的新闻内容和版面来适应另一种趋势。”
在这里，普利策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他之所以采用煽情主义新闻，那是因为当时读者的需求决定的，读者的娱乐需求是推动它采用这一方式的主要原因。同时，普利策本人也确实忠实地履行了一个“作为娱乐的新闻业”的报人的经营方式。即，通过煽情新闻吸引读者，然后以社论来引导读者。“新式新闻”是他的手段，社论才是最终目的。
其实反观现在，我国目前不就有许多的“作为娱乐的新闻业”现象么，追求刺激、追求煽情、追求新奇等等。总之，用1882年美国《纽约太阳时报》的采访主任，约翰•B•博加特的那句关于新闻是什么的“经典”定义：“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来形容也不为过。然而与普利策相较而言，普利策至少还有高尚的目标；而我们的有些报纸，除了可悲的金钱之外什么也没有！
当然，无论普利策的终极目的是什么，高尚与否；他都不该用煽情新闻乃至黄色新闻来作为吸引读者注意的手段。这正合了那种纯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经商原则：“顾客永远是上帝”。那接下来就是，“顾客需要什么，我就生产什么”的放任主义。现实证明，不管哪个行业，不管目的纯正与否，这种放任主义都是有害的。
（三） 曲折的身世和丰富的成长经历使然
普利策1847年4月10日，出生在匈牙利一个叫马口的小镇。他的父亲是个有教养的犹太谷物商，母亲是奥地利日耳曼人。普利策年幼时，家境小康，不愁衣食。从小受过严格的德文、法文等语文训练。他父亲因心脏病去世后，因和继父布劳相处不好， 17岁的普利策便离开布达佩斯前往美国。
1864年美国内战期间，负责为联军招募欧洲志愿人员的一名美国代理人不那么挑剔，招募了普利策。从此，普利策成为了林肯骑兵团部队中的一名战士。
内战结束后，实际上没有打过仗的普利策流落纽约街头。他先后做过各种杂工，还在餐馆当过招待。但是强烈的求知欲和充沛的精力促使他不断进取。工余时自学英语、法律、新闻写作。1868年被德文报纸《西部邮报》聘为记者。他没日没夜地工作，挖掘各种类型的新闻，很快就在那些嘲笑他行为怪僻的同事中脱颖而出。自此开始报业生涯。他以“工作、工作、工作，思考、思考、思考”为座右铭，靠顽强拼搏的精神和特殊的采访本领，为报界所赏识。
1868年1月被选为密苏里州议会的共和党议员。1878年创办《邮讯报》积累大笔资金。1883年买下《世界报》，自此登上事业的顶峰。1911年10月29日，普利策在他的游船上与世长辞，享年64岁纵观普利策的一生，他的少年的良好教育对他日后的人生有着极大的帮助。同时，青少年时期的不幸和曲折坎坷的经历，又为他日后从事新闻业打下了丰富的人生经验。
他的青少年时期的不幸遭遇，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的生活状况；同时，对这些人的生活得艰难和困苦有了最切身的体会和感受。也正因为此，在他创办报纸的时候，他为自己定下了崇高的新闻理想，希望借此以改良社会弊端，改善穷苦人的生活现状。也因此他才最痛恨那些奢侈浪费的富人们的逃税、贪污。也许，从他在纽约街头流浪的时候，他就怀着一个志向远大的雄心，要在日后替像他现在那样的穷苦人民说话，为他们的利益而鼓与呼。
正因为它青少年的曲折经历，使他目睹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黑暗，社会的不公平、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以及统治阶级对劳苦民众的剥削和压榨。所以，他才在后来的每一份报纸上都严正声明，对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对富人们的奢侈浪费，偷逃税款表示极大的痛恨。他的崇高的新闻理想是他矢志不渝的追求。
但是，作为一名资产阶级的报人，或者说报业老板来的更准确些。他也不可避免地要为维护他的既得利益而考虑，尤其是当现实的利益已经威胁到他的新闻理想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向现实妥协。譬如在新闻理想与煽情新闻手段的运用上，虽然他的煽情新闻不能完全以商业利益而论，但是商业利益还是他最为关注的地方。诚如他所说的：“人情味报道和煽情故事是正的高发行量所必需的。”
也正因为它的曲折的人生经历，才使他与他同时代的赫斯特有截然的不同。赫斯特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报业投机商，它生产报纸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美元”，除此，别无他途。所以他才会不顾伦理道德的将黄色新闻扩散到美国的每个角落，为了同普利策竞争，不惜用一切手段挖普利策的员工，抢普利策的新闻。可以这样说，普利策后期的黄色新闻，主要是由于赫斯特的挑战而引起的。试想，当一个绅士同一匹狼搏斗时，你能和他讲道理吗？唯一选择就是拿起武器与他搏斗。但受到损害的却是公共的利益。难怪乎埃默里和南希在叙述美西战争时，写道：“领导《新闻报》参加战斗的，是发行人赫斯特本人。他因指挥着一个由20名男女记者、画家、摄影师，以及一名电影摄制者组成的记者队伍而兴高采烈。”[26]战争无论对哪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残酷的，而在赫斯特看来，这恰是他找到新闻，能大显身手的发财的好机会，所以他“兴高采烈”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而对于普利策的《世界报》来说，它实际上是反对战争的，至少不是一份好战的报纸。“普利策曾反对美国兼并夏威夷。在1895年的委内瑞拉危机中，当大多数主要报纸主张应该以战争支持委内瑞拉对英属圭亚那的领土要求时，他没有支持克利夫兰总统。在古巴危机中《世界报》不主张吞并外国岛屿，并反对占领菲律宾岛屿。《世界报》要求战争是基于人类自由的观点，它后来的行动表明，它之所以主张战争并非好战，普利策后来曾就《世界报》为杀人的战争制造舆论表示后悔。当西奥多罗斯福1907年下令美国舰队驶入太平洋像日本炫耀武力时，普利策要求它的主编‘报道西班牙已经把我们要求得到的一切好处给了古巴，要进一步提供在西班牙实际上已经答应一切条件之后仍导致古巴战争的好战态度的细节。'”[27]再说，美西战争实际上并非完全由报界引起的，而是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国急于向世界表示它的存在，展示它的武力，作为登上世界政治舞台的前凑。正如埃默里和南希所说：“从长远观点来看，美西战争只是标志着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特别是作为一个太平洋大国而出现的一系列事件之一。”[28]以后美国吞并了夏威夷、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开通巴拿马运河，参与日俄谈判以及泛美主义对中美洲事务的干涉，利用摩洛哥事件把爪牙伸向了欧洲等等，都足以证明作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国急于在世界事务中出人头地、抛头露面的咄咄逼人的气势。
最后，普利策的新闻思想与现实背离，它自身的经历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重要因素。而且是难能可贵的要素。试想要是普利策也像赫斯特一样，从小到大都锦衣玉食，养尊处优，虽然没了心灵上的冲突，完全像赫斯特一样的从脚尖到头发丝都充满铜臭的话，恐怕美国新闻史上，就将缺少了这位充满人文关怀、悲天悯人精神同时又将煽情新闻的运用得娴熟的“天使与恶魔”般的新闻界泰斗了。
注释：
[1] [2]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和南希•L•罗伯茨 《美国新闻史》（第九版）2004年4月 第216页
[3] 张隆栋 傅显明 《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年
[4] [6] [7]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和南希•L•罗伯茨 《美国新闻史》（第九版） 2004年4月 第219页
[5] 威•安•斯旺伯格：《普利策传》 新华出版社 1989年 第93、94页，
[8]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和南希•L•罗伯茨 《美国新闻史》（第九版）2004年4月 第223页
[9] 贺景文 《新闻巨人普利策》
[10]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和南希•L•罗伯茨 《美国新闻史》（第九版） 2004年4月 第253页
[11] 威•安•斯旺伯格：《普利策传》 新华出版社 401页
[12]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和南希•L•罗伯茨 《美国新闻史》（第九版） 2004年4月 第272页
[13] 商娜红讲授《西方新闻思想史研究》的听课笔记
[14]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和南希•L•罗伯茨 《美国新闻史》（第九版） 2004年4月 第219页
[15]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和南希•L•罗伯茨 《美国新闻史》（第九版） 2004年4月 第221页
[16]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和南希•L•罗伯茨 《美国新闻史》（第九版） 2004年4月 第242页
[17] 威•安•斯旺伯格：《普利策传》 新华出版社 1989年 第44页
[18] 威•安•斯旺伯格：《普利策传》 新华出版社 1989年 第70页
[19] 威•安•斯旺伯格：《普利策传》 新华出版社 1989年 第80页
[20] 威•安•斯旺伯格：《普利策传》 新华出版社 1989年 第110页
[21] 商娜红讲授《西方新闻思想史研究》的听课笔记
[22]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第八版），新华出版社，2001，第864、865页
[23] 商娜红讲授《西方新闻思想史研究》的听课笔记
[24]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和南希•L•罗伯茨 《美国新闻史》（第九版）2004年4月 第223页
[25] （美）麦尔文•曼切尔《新闻报道与写作》1981年 第64页
[26]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和南希•L•罗伯茨 《美国新闻史》（第九版）2004年4月 第255页
[27]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和南希•L•罗伯茨 《美国新闻史》（第九版）2004年4月 第253页
[28]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和南希•L•罗伯茨 《美国新闻史》（第九版）2004年4月 第249页
参考书：
1．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和南希•L•罗伯茨 《美国新闻史》（第九版）2004年4 月
2．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第八版） 新华出版社 2001年 第 864、865页
3．威•安•斯旺伯格：《普利策传》 新华出版社 1989年
4．（美）麦尔文•曼切尔《新闻报道与写作》1981年
5．商娜红讲授《西方新闻思想史研究》的听课笔记
6．郑超然 陈曼丽 王泰玄《外国新闻传播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
7．许正林 《欧洲传播思想史》上海三联书店 200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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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当娜是自玛丽莲·梦露之后，美国造梦工厂打造的另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共鸣的金发性感美人。而麦大姐也以她骇世惊俗的开放态度，影响了一代人的性爱观。MTV电视台让麦当娜和迈克尔·杰克逊一样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如果说杰克逊代表了流行，那么麦当娜则代表了性感。当然，作为流行电子音乐的代表艺人之一，麦当娜大姐也创造了很多经典单曲。
实际上，欧美主流流行乐从来没有跳开过“性感”和“情欲”这两个话题，无论是“乐与怒”的摇滚乐（Rock'n'Roll这个词本身就一个“性爱”动作）还是MV上肉体横陈的R&B，Teen Pop明星，“性感”从来就是一个百试不爽的票房灵药，吸引眼球的除了伟岸的爆乳还有各式花色的T-Back和艳粉红唇。
Erotic Lounge作为索尼公司出品的高品质沙发音乐，从其封面以及选曲来看都可算是主流唱片公司对“情欲”的一次拿捏得当的商业尝试，除了这套系列唱片封面那些令人喷血的性感美人内裤照外，所选歌曲也都是精挑细选之作。从莫奇葩到Thievery Corporation、Blank&Jones，每一个献曲的艺人都如雷贯耳。
事实上，若论对性爱的开放态度，以浪漫著称的法国绝对不会输于美国。我们能从很多法国电影中嗅到情色的味道，也能从很多法国出品的唱片中听到色欲气息浓重的采样。当然，如果让我一口说出一个以情色见长的音乐人，除了大师级的Serge Gainsbourg，很容易就想到了这个化名Kid Loco的法国男人。Kid Loco1997年发表的第一张专辑《A Grand Love Story》，就以呻吟声采样，为这张法式缓拍作品添加了明晰的情色定位，五年之后，这个据说曾在成人动画电影院工作过的男人，带来了一张流行色情蓝调专辑《Kill Your Darlings》。
既然说到情欲歌曲，自然绕不开“法国猫王”Serge Gainsbourg，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总是做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举动，在令人们大吃一惊的同时，也深深的被他的才华折服。他是音乐的诗人，是60年代至80年代对法国流行音乐影响深远的歌手，他总是能让他那个时代最美丽的女人折服于他的个人魅力，更遑论他为Brigitte Bardot写的，后来与Jane Birkin合作的那首经典情欲歌曲Je t'aime... moi non plus（《我也深爱你》）即使现在听来，也会令人面红耳赤。此外，他还搂着自己未成年的14岁女儿Charlotte Gainsbourg半裸演唱“Lemon Incest”，暧昧地暗示父女乱伦……
电影《色戒》中真正引起争论的，不仅仅是张扬的床戏，更微妙的是SM这种虐恋文化第一次堂而皇之地展示在国人面前（且不说《色戒》中SM场景，隐晦的暗示多于视觉的冲击）。作为SM理论意义上的鼻祖，这种虐恋文化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法国的萨特侯爵和十九世纪的奥地利作家马索克，从前我们统称为性变态，现在有了个相对文雅的名字“虐恋”（李银河）。Die Form就是这样一支大玩虐恋的哥特电子乐团，实际上Die Form是音乐和平面文化、舞台表演的综合体，主创Fichot的哥特意味浓重的摄影作品和Die Form狂放不羁，张力十足的舞台表演使得他们成为“虐恋”音乐的代表乐团。
相比西方的大肆渲染和东洋的身体力行，中国受儒家文化道德伦常的影响，情欲在大部分时候都是隐晦而暧昧的，虽然彼此都知道各家床头上发生的那点事，但在公共场合却被视为禁忌。作为公众娱乐的主要方式之一，华语流行歌曲虽然时不时地触犯一下禁忌，偶尔“越过爱的禁区”，但大部分都表现得非常含蓄，直到哈狗帮带着粗口说唱出现，才结束华语歌坛扭扭捏捏的时代。
